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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乡贤与乡村治理
类别:?#30340;?#21160;态 浏?#26469;问?span class="red">4769次 发布时间:2016-08-26 08:44 评论交流
编者按:中国古代有着“皇权不下县”的传统,因此,有文化、有德望的“乡贤”,?#32479;?#20026;了乡村管理中极重要的一股力量。他们积极参与地方事务,维护乡村秩序,施行乡民教化,对基层治理做出了巨大贡献。时至今日,“新乡贤”依然在地方上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。本期特别关注即聚焦于中国的乡贤文化,了解传统乡贤在乡村治理中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,?#20113;?#22823;家对当今乡村建设中“新乡贤”及其所起作用有所思考。

自先秦到明清,中国乡村社会秩序的基本构成要素有三:宗族、乡里和乡绅。宗族是由父系血缘关系而结成的组织,乡里是基于地缘关系而形成的组织,乡绅是指有官职或功名的地方?#21487;稹?#36825;三者形成了古代不同时期的乡村社会秩序。乡贤是乡绅中的良绅,他们根植、立足于乡土社会,?#20113;?#22763;大夫的文化精神,影响、作用于乡土社会,上利国家,下益乡民。他们有些人通过读书获得功名,走出乡村,在外为官,但是在他们年?#36132;?#20241;之后,选择了回乡养老。他们深受儒家礼仪教化的熏陶,一向以治国?#25945;?#19979;为己任,即便是退隐在野,也不忘教化乡里,热?#26434;?#22320;方公益事业,如设义田、修水利、办书院、赈?#32622;?#31561;?#21462;?#20316;为一个特殊的阶层,他们具有沟通地方政府与社会的权利和便利,?#26434;?#22320;方政府的政策,亦可以代表民众向州县官进言。同时,他们又经常是宗族长,维持着乡间社会的礼仪和秩序。这样一个阶层,在乡村社会?#23548;?#30528;儒家“进亦忧,退亦忧”的理念,维系着乡村社会的秩序。
(一)
从大体上说来,中国传统社会“皇权不下县”,国家正式的?#22995;?#26426;构管理只到县一级。这就为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留下了很大的空间,使得乡贤?#26434;?#20065;村的治理成为可能。乡贤属于士阶层,其与乡村发生紧密联系当在宋代以后。先秦时期的士主要依附于贵族,如张仪、苏秦之辈,纵横捭阖,在诸国之间逞其舌辩之才;吴起、乐毅之属,学得兵法,志在建功立业,他们?#24049;?#23569;与乡村基层发生关涉。秦代不重文教,焚书坑儒,压制读书人,士人虽多散落在民间,但甚至连道德教化的作用也谈不上。汉代各郡国?#26032;?#25991;士,如邹阳、枚乘、严?#19978;群?#25237;靠吴王刘濞、梁孝王刘武,成为他们的门客。?#33322;?#37325;门阀、别士庶,读书人也多集中在世家大族,正所谓“上品无寒门,下品无?#35889;?rdquo;(刘毅《请罢?#22995;?#38500;九品疏?#32602;?#26377;些可以被当作乡贤的,其影响乡里也只限于道德教化方面,“孔子于乡?#24120;?#24642;恂如也,似不能言”(《论语·乡党?#32602;?#35828;的就是孔子在本乡土地上,非常恭顺温?#20572;?#22909;像不太会说话一样。东汉严光,会稽馀姚人,与光武帝刘秀曾是同学,常以道义互相推崇。刘秀登帝位,严光隐身不见。后召其进京,任为谏议大夫,他也不肯就任,躬耕于家乡富春山。到宋代,范仲?#32479;?#20219;此地,为其建造祠堂并祭祀,称其“使贪夫廉,懦夫立,是大有功于名教”,对严光作出了“云山苍苍,江水泱泱,先生之风,山高水长”的高度评价(《范文正公文集·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?#32602;?#26080;论是孔子还是严光,他们虽然能够在庙堂之上参与国家大政,但是,一旦退隐到乡里,对地方社会的影响主要是在道德教化方面,对地方事务参与较少,更遑论乡村治理。
(二)
直到隋唐科举制度的实施,才开始打破门阀对士阶层的垄断地位,寒门弟子通过考试,也有机会获得“士”的身份,参与国家政治和地方社会的治理。这些由科举进入仕途的人在宋代以后逐渐增多,他们构成了乡贤的主体,并逐渐参与到地方事务中来。其中最为典型的要数宋仁宗朝曾任参知政事、主持“庆历新政”的范仲?#20572;?89-105+2),他幼年丧父,随?#29238;?#23233;。相传他“少贫,读书长白山僧舍,作粥?#40644;鰨?#32463;宿遂凝,以刀画为?#30446;椋?#26089;晚取两块,?#21709;?#25968;十茎啖之,如此者三年”(《宋朝事实类苑》卷九引?#38382;?#25991;莹?#26029;?#23665;野录?#32602;?#20063;许是早年的艰苦生活,使得范仲淹更加能体会生活的艰辛,到了晚年,他捐献毕生大部分的积蓄,在家乡苏州购置良田千馀亩,设立义庄,在家族?#27573;?#20869;进行慈善救助。为此,他还订立了义庄规矩,对米、绢、钱发放的对象、数量、方式、管理、监督等事项均作了具体可操作的规定。他对他的儿子们说:“吾吴中宗族甚众,于吾固有?#36164;瑁?#28982;吾祖宗视之,则均是子孙,固无?#36164;?#20063;。苟祖宗之意无?#36164;瑁?#21017;饥寒者吾安得不恤也?自祖宗来,积德百馀年,而始发于吾,得至大官。若?#32769;?#23500;贵而不恤宗族,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,今何颜入家庙乎?”(《范仲淹全集·附?#32423;罚?#27004;钥《范文正公年谱?#32602;?#27431;阳修评价范仲淹说:“公为人外和内刚,乐?#21697;?#29233;。……临财好施,意豁也。及退而视其私,妻子仅给?#29575;場?rdquo;(《?#25910;?#27583;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?#32602;?#27431;阳修全集·居士集》卷二一)范仲淹在这里,不仅是道德的楷模,而且对家乡宗族的事务也参与了进来,并形成了成文的义庄规矩,其对后世的宗族管理影响深远。
如果说范仲淹对家乡事务的参与仅限于宗族内部,那么神宗熙宁九年(1076)儒士吕大钧制定的《吕氏乡约》则超越了宗族的范畴。吕大钧(1031-1082),字和叔,京兆蓝田(今西安市蓝田县)人,嘉祐二年(1057)进士,授秦州?#23452;?#29702;参军等职,后改为光禄寺丞,知三原县。他与兄大忠、大防及弟大临均?#27597;?#21517;望,被尊为“吕氏四贤”。大钧曾从宋代关学的创立者张载学习,能守其师说而践履之,史称其“居父丧,衰麻葬祭,一本于礼。后乃行于冠昏、膳饮、庆吊之间,节文粲然可观,关中化之”(《?#38382;?middot;吕大钧传?#32602;!?#21525;氏乡约》是在吕大钧辞官回乡后制定,从一些证据来看,其他?#20540;?#20063;参与过乡约的讨论。《吕氏乡约》由乡民自愿参与,对其约众“其来者亦不拒,去者亦不追”(吕大钧《答伯兄?#32602;?#38472;俊民辑校?#29420;?#30000;吕氏遗著辑校?#32602;?#20013;华书局,1993, 568页)。在组织设置上,每约有“约正一人或二人,众推正直不阿者为之。专主平决赏罚当否。直月一人,同约中不以高下、依长少?#25191;?#20026;之,一月一更,主约中杂事”。入约之人,“每月一聚,具?#24120;幻考?#19968;聚,具酒食”,并且“遇聚会,则书其?#36139;瘢?#34892;其赏罚。若约有不便之事,共议更易”。
《吕氏乡约》以儒家价值观为指导,对乡民修身、立业、齐家、交友等行为,以及送往迎来、婚丧嫁娶等社会性的活动,作出规范性的要求。这些主要表现在德业相劝、过失相规、礼俗相交、患?#20005;?#24676;四大条款上。每条下复有细则,如“德业相劝”下有见善必行、闻过必改、能治其身、能治其家、能事父兄、能教子弟、能事长上、能睦亲故、能择交游、能守廉介、能广施惠、能受寄托、能?#28982;寄选?#33021;规过失、能为人谋、能为众集事、能解斗争、能决是非、能兴利除害?#35748;?#21017;。“过失相规”下确定了“犯义之过六,犯约之过四,不修之过五”,?#26434;?#22914;酗博斗讼、行止逾违、行不恭逊、言不忠信、营?#25945;?#29978;、游戏怠惰、动作无仪、临事不恪、用度不节等行为进行记过、处罚。“礼俗相交”下面则对乡里“婚姻丧葬祭祀”的礼节作出了具体的规定,凡遇庆吊,每家家长一人与同约者前往,“所助之事,所遗之物,亦临?#26412;?#35758;,各量其力”等?#21462;?ldquo;患?#20005;?#24676;”下规定了在水火、盗贼、疾病、死丧、孤弱、贫乏等情况下,乡民应互相帮助(?#29420;?#30000;吕氏遗著辑校?#32602;?563-567页)。著名学者萧公权推崇“吕氏乡?#21152;?#21531;政官治之外别立乡人自治之团体,尤为空前之创制”( 《中国政治思想史》下册,联经出版有限公司,1982, 570-57l 页)。这一乡约组织以地缘关系为纽带,超越了传统的宗族组织和地方?#22995;?#21333;位组织,是一种由乡贤组织起来的自治组织。在吕氏?#20540;?#30340;倡导和推行下,当时的蓝田地区民风?#37202;櫻?#29978;至关中一带的社会风气也深受其影响,明代冯从吾在《关学编 》指出:“( 大钧 )与兄进伯(大忠)、微仲(大防)、弟与叔(大临)率乡人,为《乡约》以敦俗,……节文粲然可观,自是关中风俗为之一变,横渠( 张载 )叹 :‘秦俗之化,和叔有力。’”(?#29420;?#30000;吕氏遗著辑校?#32602;?622页)这不能不说是作为乡贤的吕氏?#20540;?#20043;功。
宋代是乡贤发展的重要阶段。钱穆先生就曾说,宋代有一种“自觉的精神”在“士大夫社会中逐渐萌茁”,这种自觉的精神,就是“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?#32943;?#20986;一?#25351;?#35273;,觉到他们应该起来担负着天下的重任”(《国史大纲》下册,商务印书馆,1996, 558页)范仲淹提出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(?#23545;?#38451;楼记?#32602;?#23601;是这种精神的?#20174;場6杂?#22914;?#38382;迪秩?#29983;的价值,宋人有很多思考,是?#30343;?#19968;定要在庙堂之上才能“治国?#25945;?#19979;”呢?答案是:“?#29992;?#22530;之高则忧其民,处江湖之?#23545;?#24551;其君”(同上),无论在朝或在野,?#26434;?#22825;下、国家始终不曾忘却。这?#26434;諛切?#36864;休官员、在野之士提出了新的要求,那就是在民间社会不仅要以自己的德行感化乡里,而且要参与到地方社会的事务中来,?#23548;?#20754;家提出的理念。
但是,由于受制于乡里基层制度的发展,乡贤这一群体在乡村并没有太大的施展空间。就拿《吕氏乡约?#38450;此担?#23613;管其实施效果很好,但是,与同时期王安石在乡村提倡的官方保甲制度不同,乡约在当时是一种异类,“传闻者以为异事,过加论说”,原因在于它是民间自发兴起的,“非上所令而辄行之,似乎不恭” (吕大钧《答刘平叔?#32602;独?#30000;吕氏遗著辑校?#32602;?569-570页)。在外为官的吕大防担心因此导致刑祸,多次写信给吕大钧劝其改乡约为家学或家仪,以免有干政之?#21360;?#32780;同样的事情,如果以官方的身份出现时,就变得合理合法了。如同时代的大儒程颢,在晋城令任上,使“乡民为社会,为立科条,旌别?#36139;瘢?#20351;有劝有耻”(《?#38382;?middot;道学卷?#32602;?#23601;得到了官方的肯定,在社会上和士人中间没有引起争议。乡贤在乡村治理方面作用的发挥,在明清时期才得到进一步的发展。
(三)
随着明代“一条鞭法”和清代“摊丁入亩”政策的推行,作为乡村基层的里甲制度逐渐流为一?#20013;问劍?#22269;家将缴纳?#20056;?#30340;职能交给民间社会自行办理,由此形成了明清以来的“基层社会自治化”。而且,地方政府往往也因人力、财政上的困难,而难以有效地组织地方上的公共工程、福利机构和教育设施等,如修建桥梁、渡口、社仓、义仓,经营育婴堂、普济堂、书院等,乡村社会的公共事务的组织及公共产品的提供很大程度上依靠乡贤。清代?#23436;?#20026;湖南宁远县“北莲花桥”作序时说道:“桥梁道?#32602;?#29579;政所关……近世专其责于州县佐贰,地方官显。城乡?#22995;潁?#22320;方辽阔,有司簿书期会,?#38381;?#19981;遑,安得所得遍历乡曲而经营筹度之。所赖有好?#35780;?#26045;者,同心协力,创造修营,以补有?#23616;?#19981;逮。则笃?#22995;?#20041;之君子,有足重者。”(光绪《宁远县志·建置?#32602;┘热?#22320;方政府财政不足,只能依仗“乐善好施”“笃?#22995;?#20041;”的乡贤了。在筹建过程中和经营管理上,地方乡贤也参与其中,如清代《牧令书》卷七记载:“地方利弊,生民休戚,非咨访绅士不能周知……况邑有兴建,非公正绅士不能筹办;如修治城垣、学宫及各祠庙,建育婴堂,修治?#20540;潰?#20465;赖绅士倡劝,始?#31449;?#29702;。”这里的“公正绅士”无疑就是乡贤。他们不仅在经济上支?#27490;?#20849;事务,而且在发起、经营、管理过程中,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明清时候的乡贤能够在乡村发挥作用,与国家的基层制?#32676;?#31038;会的变迁紧密相关。
另一方面,乡贤在明清时期的发展与乡绅阶层的兴起紧密相关。广义上的乡绅是指“士之居乡者”。乡绅又可?#27835;?#23448;绅、学绅和商绅。官绅是指曾经或?#31209;?#23448;员在乡者;学绅是指?#20999;?#26377;功名或学衔但又?#24418;?#20837;仕者;商绅是指?#20999;?#20855;有商人身份的?#21487;? 其在地方上具有一定权威并获得民众认可。
明朝中叶以后,乡绅阶层渐渐形成,主要原因有:其一,退休官员多返回本籍。两汉至唐代,朝廷并没有严格的退休规定,大多数朝廷官员多老死于任上。宋代虽有退休的规定,但当时迁徙的风气?#27492;ィ?#23448;员多寄养在宫观。到了明代,朝廷规定官员辞官或退休一律给驿还乡。?#29575;?#23448;不得留住京师和任所地,借此防止?#29575;?#23448;与?#31209;文?#22806;官相联合勾结。为了奖励官员?#29575;?#21518;还乡,允许用官家专车送?#24608;?#32780;且规定,凡南京、?#26412;?#22823;臣乞休,经批?#24049;?#21487;?#29575;耍?#22914;尚年富力强,可令其回原籍调理,等病好以后再度起用。由此可知,明代朝廷对官员?#29575;?#21518;返乡有一定的强制色彩,不过朝廷对返乡的官员予?#26434;?#24453;。其二,“学绅”在地方上的累积。明代学校系统完?#31119;?#22763;人一般都可在本地官学入学。拥有一定功名和学衔的士人,除非因违反学规、受处?#32844;?#22842;学籍和功名外,其身份可以一直保持下去。而且,地方上举、监待入仕者多,官缺少,有的等上一二十年也难以得到一个政府官员的职位,生员则绝大部分终身与仕途无缘。除了少数人离乡谋发展之外,大多数人都留在本乡。此外,明清以?#27492;?#30528;经济活动的频?#20445;?#26377;不少乡绅投身于商业活动,有些地方甚至形成了?#21487;?#32463;商的风气,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徽州,清代徽州人许承尧在其著作《歙事?#21009;?》中指出:“商居四民之末,徽殊不然。歙之业鹾于淮南北者,多缙绅巨族。其以急公议叙入仕者固多,而读书登第,入?#35797;?#36347;朊仕者,更未易仆数。且名贤才士往往出于其间,则固商而兼士?#21360;?rdquo;“急公议叙入仕者”即指通过捐纳和捐输等非正途而获得“绅”之身份的人,这也是乡绅产生的重要途?#19969;?br /> 这些乡绅由科举制、学校制和捐纳制产生,社会地位相近,朝廷赋予他们各种政治、经济、司法方面的特权,具有一定的官方背景。同时,他们与乡土社会联?#24403;?#36739;紧密,是一个社区中的领导者。当然,乡绅中有不少“劣绅”,他们逃避田赋、横行乡里、鱼肉百姓,但也有不少“公正?#21487;?rdquo;,也就是我们说的“乡贤”,他们在维护乡村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
乡贤在地方上具有一定的地位、声望和特权,熟悉朝廷的法令、政策,可以与地方官员甚至中央官员直接联系;另一方面,他们视自己家乡的福利增进和权益保护为己任,具有强烈的地方?#36132;?#24863;和归属意识,与民间社会有直接的接触,易于被百姓所信任和接受,所以清代一位叫王凤生的县令就说:“士为齐民之首,朝廷法?#36884;?#21947;于民,士与民亲,易于取信。”(《牧令书》卷一六)在与官方沟通时,他们代表了本地的利益,利用其拥有的特权,通过一切社会关系:亲戚、朋?#36873;?#21516;年、同乡,将民间社会的意见传达上去。无论是朝廷政令在地方上的有效实施,还是民间社会愿望的上达,作为政府和基层民众之间的中介,乡贤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
(四)
清末民国,传统乡贤流失严重,乡村社会?#26412;?#20939;敝。传统社会乡贤的流失原因很多,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是一个重要因素。美国学者牟复礼(F.W.Mote)和怀特第三(L.T.White Ⅲ)在论及废除科举问题时指出:“科举曾充当过传统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动力的枢纽。这种考试是为维?#31209;?#23478;的国家传统的运行需求设?#39057;模?#26159;授予特权和打通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手段,构成了社会理想的中国模式,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,整个社会失去了作为自己特色的制?#21462;?rdquo;(吉尔伯特·罗兹曼主编《中国的现代化?#32602;?#27743;苏人民出版社,1995, 335页)随着科举?#39057;?#24223;除,中国乡村中的读书人,通往上层社会的渠道被阻断,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,农村中的知识分子不断地向城市跑,乡贤大量流失。在“国权不下县”的情形下,随着乡贤的出走,他们在乡村中上传下达、连接乡村与国家的“双轨”被拆除,民众有意见无法上达,而国家的政令法规?#21442;?#27861;有效传达到乡村,乡村社会中“营利型”和“掠夺型”经纪横行,乡村民众苦不堪言;一向以乡贤为精神领袖的乡民在文化层面也丧失了指引,乡村社会道德水平?#26412;?#19979;?#25285;?#20854;留下的文化真空也很快?#40644;?#20182;外来文化尤其是外来宗教文化所填补。由此导致的结果是,乡村社会?#26412;?#20939;敝,基层社会变得动荡不安。正如?#22303;?#39039;·摩尔在《民主与专?#39057;?#31038;会起源 》?#30343;?#20013;所说的:“所有的隐匿豪杰、不法商人、?#35828;?#20043;徒以及诸如此类人物?#21363;?#22320;下冒了出来,填补因前统治阶级的?#22266;?#25152;产生的真空。”(《民主与专?#39057;?#31038;会起源?#32602;?#21326;夏出版社,1987, 176页)近代中国基层社会与国家的长期脱节,以及由此造成的混乱失序,不能说与乡贤的流失无关。
综上言之,传统中国乡村的治理很大程度上依靠乡贤,特别是明清以来,由于基层社会自治化程度不断提高,乡贤在乡村治理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?#35282;?#26411;民国,随着乡贤的流失,乡村治理失效,乡村社会凋敝。挖掘传统乡贤文化?#35797;矗?#26080;疑对今天的乡村治理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。 (作者单位: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?#27169;?br />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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